徐義華:中國古史分期問題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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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中國古史分期  

徐義華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考察政治與血緣以及國家與宗族的關系,從宗族的視角將中國古代歷史分為氏族社會、貴族社會、豪族社會、宗族社會四個時期,每兩個時期之間有過渡期。在不同的歷史時段,國家維護統治所依重的社會中堅力量不同,貴族社會和豪族社會階段,國家中存在一個穩定的中堅力量,承擔部分國家任務,降低了國家統治成本,但容易形成對君主權力的制衡;平民化宗族社會中,社會中堅力量由國家分割資源建立和維護,對君主有依附性,因此君主權力日益加強,但建立和維護社會中堅力量的成本高昂,造成國家財政負擔不斷加重。

   關鍵詞:歷史分期 宗族 中堅

   作者簡介:徐義華,1972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 古史分期問題研究回顧

   對歷史進行分期,是清晰認識長時段歷史、總結歷史規律的必要前提。

   (一)古代的歷史分期認識

   對歷史進行分期的情況出現很早,孔子即以“道”的行與隱為標準,將歷史劃分為大同和小康兩個階段,[1]墨子以“三代圣王”為標志,將歷史分為古、今兩個階段;[2]孟子也以堯舜為界,將歷史劃分為圣人之治和暴君之治兩個階段,[3]也有根據早晚把歷史分為古和中古的認識,[4]甚至以圣人出現間隔劃分歷史時段;[5]韓非子將歷史分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當今四個階段。[6]秦漢以降,歷史分期認識進一步發展,如秦始皇的策書中則將歷史分太古、中古等階段,[7]司馬遷在《史記》中也有明顯的歷史分期傾向;[8]三國時期則有上古、中古、下古、當今的歷史分段認識,這一分法至唐代顏師古等復提起;[9]而上古、中古、近古等詞匯在漢唐以后的史書也屢見。[10]用技術標準劃分歷史的情況也有出現,如《越絕書》中即把歷史劃分為石兵時代、玉兵時代、銅兵時代和鐵兵時代四個時期;[11]到明清之際,也曾出現通過社會屬性劃分歷史的情況,如王夫之即把中國歷史根據社會發展狀況分為禪讓、封建、離合、純雜四個時期。[12]

   但從總體上而言,古人所用上古、中古、近古等名詞只是對歷史的大致劃分,沒有具體的劃分時界和社會差異的討論;按技術標準劃分和社會屬性劃分歷史,也是附屬性地出現在其他主題的討論中,不是對歷史本身的細致探討。所以,總體而言,中國古代專門的關于歷史分期的討論較少,與中國重史的傳統不相符合。

   中國古代學者對歷史分期的專門性思考和著作較少,主要有四個原因,一是中國歷史發展有朝代更替的現象,朝代本身即是一種天然的分期體系,為學者認識歷史提供了一種原初藍本。另外中國史書編纂的主要力量是官府,編纂的目的在于認識興衰以資治,而從朝代的視角更便于觀察興衰更替,朝代體系深入人心;二是與中國古代史書編纂體例和撰寫方式有關,古代史書的編纂主要有紀傳體和編年體,兩者一橫一縱,與朝代結合在一起可形成完整的歷史過程,不需要進行分期;通史著作則將官制、典章、食貨等分門別類撰寫,雖然各個專題有分期研究,但不是對國家和社會從總體上進行把握,所以也沒有綜合性的歷史分期;第三,中國古代史學思想中的重要觀念是“師上古法先王”,要恢復古圣王之治,今天和未來的方向和歸宿是向上古典范社會的回歸,古代、當今和未來只有程度上的差異,沒有性質上的差異,所以歷史分期不受關注;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即學者研究歷史的目的是總結歷史規律,對歷史和未來做出整體性解釋,所以中國歷史上出現過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公羊高的三世說、王夫之的治亂交替說等多種歷史發展理論,這些歷史發展理論本身即是一種歷史分期觀點,但由于其主要目的是提供歷史發展的合理性解釋和總結規律性原理,所以其中的歷史分期屬性被掩蓋了,即中國古代的歷史分期研究隱藏在歷史規律的總結當中。

   (二)清末與民國的古史分期探討

   清末民初,是思想劇烈變革時期,史學研究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新的章節體的、通史性的著作出現,這種撰寫模式對歷史分期提出要求,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嘗試。例如梁啟超于1901年在《清議報》上發表了《中國史敘論》將中國歷史分為上世史(黃帝至秦統一)、中世史(秦統一至乾隆末年)和近世史(乾隆末年至民國初年)三個階段,[13]夏曾佑于1902年撰寫《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將中國歷史分為上古世(傳說時代至春秋戰國)、中古世(秦漢至唐)和近古世(宋代至當今)三個階段。[14]中國學者的這種以時段劃分歷史的方法,應該是受日本學者的影響,早在十九世紀末,日本學者那珂通世、市村瓚次郎、桑原騭藏、內藤湖南等先后提出了按時段劃分中國古史的方法并用于撰寫中國通史的實踐,其中內藤湖南的劃分方法和理論影響尤大,他將中國歷史分為上古(東漢以前)、中古(唐末以前)和近世(宋元至明清)三個階段,并提出唐宋變革論,引起廣泛關注。[15]這種分期方法是西方學術方法的初步嘗試,也是歷史分期方法的一次轉型。[16]

   更為關鍵的是,此一階段治史的目的不只是研究學術,更在于通過對歷史進行總結和歸納,為當前社會現實提供合理性和為未來發展提供依據?涤袨樽鳌缎聦W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以研究古史為名“托古改制”,梁啟超提倡“史界革命”,認為“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17],把史學重建作為國家救亡的第一要務。即使以考據為主的章太炎也強調撰史要“以古經說為客體,以新思想為主觀”[18],“發表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19]。如此一來,就需要對歷史進行全盤考慮,對歷史自何而來、現狀如何、往何處去做出解釋和判斷。這種社會性質的判斷,很難用時段先后的方式解決,所以類似上古、中古、近古、當今等術語無法滿足需要,而中國早期史學又缺乏以社會性質進行歷史分期的成果,所以將外國史學理論引入中國。外來史學理論與中國黨派、學派相結合,掀起了著名的社會史論戰。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和歷史分期的討論,一開始即是帶有明確的“經世致用”目的,不可避免地帶有學術和政治雙重屬性。

   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參與的派別有共產黨“干部派”(新思潮派)、“托派”(動力派)、國民黨改組派(新生命派)以及無派別的自由學者等,[20]討論的問題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第一,“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第二,中國是否經歷過奴隸制社會;第三,中國封建社會的開端、特點及其后續是否發展出“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問題。[21]社會性質的討論必然涉及到歷史分期問題,由此提出了多種歷史分期方法。例如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提出把中國歷史劃分為原始公社制(西周以前)、奴隸制(西周時期)、封建制(春秋以后)和資本制(最近百年) [22] 等五個時期,呂振羽、李季也用馬克思主義方法提出了各自的分期方法,[23]梅思平、周谷城等則提出了不同歷史分期。[24]

   在這一時期的討論中,雖然派別不同,但依據的理論都是唯物史觀,使用術語也基本一致,亞細亞、奴隸制、封建制等名詞得到廣泛使用,但各自的理解卻不盡相同,對中國的闡釋也各不相同。關于中國有無奴隸制階段、封建制起始和結束于何時等問題各家爭論不已,對于西周封建還是戰國封建的探討也逐步展開,推動了史學研究的前進。[25]“在此次論戰中,馬克思主義被廣泛地應用于對中國現實和歷史問題的研究中?梢哉f,中國社會史大論戰直接促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形成,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盵26]

   (三)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古史分期問題探討

   中國古史分期是建國后史學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對中國古代史及其他領域的研究都產生過重大的影響。[27]建國后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可大致以1978年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建國以后,隨著唯物史觀的推行,五種形態論的歷史分期方式被認同。這一時期絕大部分學者傾向于認為中國歷史符合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五階段分法,爭論和分歧集中在以何時間節點劃分為五個階段的問題上,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時間。圍繞這一問題出現了多種觀點,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三論五說”,即西周封建論、[28]戰國封建論、[29]魏晉封建論[30]以及春秋封建說、秦統一封建說、西漢封建說、東漢封建說和東晉封建說。這一時期的豐碩成果,《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五十年》[31]有精辟的總結,可資參考。

   也有少數學者不承認中國古代有奴隸社會,如1957年雷海宗發表《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32] 認為奴隸社會并非是普遍經歷的階段,李鴻哲也提出類似的觀點。[33]但很快遭到批判,沒能在學界產生應有的影響。

   1978年,“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學術討論會”召開,會議綜述發表在當年《歷史研究》第12期, 標題是《沖破“禁區”, 百家爭鳴》,標志著歷史分期研究進入新階段。與此前主要肯定五階段論的情況不同,學者更關注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尋找符合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分期方式。

   這一時期的歷史分期研究又可以按時間大致分為兩段,前期側重馬克思經典的闡釋,既繼續進行“三論五說”的延續討論,又試圖從馬克思著作中中提煉新的分期方法,更新或升華原有的五階段論;后期側重中國歷史自身特點的分期研究,對五階段論進行反思和探討,提出新的分期方法并將研究成果用于具體研究和通史撰寫中,2000年以后,關于歷史分期研究的學術史討論不斷出現。

   在前期的討論中,大部分學者沿襲此前的方法和觀點,如何茲全的《漢魏之際封建說》[34]、趙光賢的《周代社會辨析》[35]、田昌五的《古代社會斷代新論》[36] 等。這些討論基本沿用五階段論,在理論上沒有大的變化。

   同時也出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重新闡釋的研究,有代表性的是一元多線發展觀和三形態論。一元多線發展觀認為生產力發展水平為決定性的一元,具有普遍性,各國的歷史發展表象則呈現多樣性。[37]三形態論認為馬克思提出的“人的依賴關系是最初的社會形態”、“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試圖以三種形態代替五個階段。[38] 這些研究依然以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為基礎,變化的只是如何將其重新闡釋。

   在后期的討論中,古史分期研究再次討論五階段劃分方法對中國古史是否適用的問題,由此導致了中國是否經歷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如何確定、亞細亞生產方式等問題的熱烈討論。

   中國歷史分期的核心問題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問題,所以中國有沒有經歷奴隸社會成為焦點。1979年,黃現璠發表《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39],提出中國沒有奴隸社會,得到張廣志、胡仲達、沈長云、晁福林等學者的響應,有大量論著發表,如張廣志《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40]、《奴隸社會并非人類發展必經階段研究》[41]、晁福林的《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42] 等,申述中國古代沒有奴隸社會。

另一個學術跡象是學者在新分期概念方面進行了思考,如田昌五提出洪荒時代、族邦時代、萬邦時代、族邦聯盟時期、統一族邦時期、封建帝制的分期方法;[43]晁福林提出氏族封建、宗法封建、地主封建的分期方法;[44] 葉文憲則將中國古代史分為酋邦時代、封建王國時代、轉型時期、專制帝國時代等四個時期。[45]在通史撰寫中也嘗試應用新的分期方法,如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即以上古時代、中古時代代替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用時代次序分期,避免了對社會性質的定性;[46]商傳、曹大為、王和、趙世瑜等主編的《中國大通史》則明確“不再套用斯大林‘五種社會形態’單純演變模式作為中國歷史分期的標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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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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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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