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巖 李艷平:論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術自覺與發展路向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28 次 更新時間:2020-09-06 22:50:19

進入專題: 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  

王巖   李艷平  

   摘 要:體現中國特性、關注本土政治實踐、實現主體內在覺醒是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邏輯前提,也是將邊緣化、依附性話語轉化為主流話語體系的關鍵。學術疏遠政治、價值立場兩極化、話語體系弱化和概念使用標簽化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呈現出諸多“貧困”。鑒于此,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在宏觀上應秉承時代變革邏輯、空間轉換邏輯、范式演進邏輯和方法論轉換邏輯;在發展方向上,需要堅持以中國問題為基點,以揚棄和超越西方政治哲學為路徑,以政治正義為當代中國政治實踐的制度訴求和價值旨歸。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 學術自覺; 范式轉換; 話語體系;

   基金資助: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話語體系建構研究”(編號19JZD008)的階段性成果;

  

   長期以來,西方政治哲學話語處于強勢地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處于一種失真、失語,甚至被遮蔽的狀態。在紛繁蕪雜甚至相互歧向的政治哲學理論圖景中,我們需要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整體視界和話語體系進行深入探究。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貧困”與學術自覺的凸顯

   盡管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中,“政治哲學”有著豐富的理論和價值資源,但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中,關于政治哲學的研究依然面臨著諸多“貧困”。

   其一,學術疏遠政治。重書齋思辨、輕政治實踐、遠中國實際是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不容忽視的問題,呈現出遠離中國政治傳統和當代政治實踐的特點,這是導致其“貧困”的根本原因。一些學者熱衷“守正”而忽視“創新”,陶醉于“注釋”而回避“踐行”。他們輕薄“缺乏學術性”的現實問題,沉湎于從“話語解讀”抽象出思辨體系,沉醉于“話語創設”演繹出浪漫言說,滿足于“饾饤枝節”得出的學術結論;用所謂的祛魅、去蔽、解構、闡釋、還原、重估等概念消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系統性、實踐性和開放性;用晦澀抽象、連篇累牘的形而上話語取代歷史唯物主義對政治社會內在規律的辯證揭示。政治哲學的發展表明,若政治哲學失去對五彩斑斕的政治世界、波譎云詭的政治變化、如火如荼的政治實踐的關切,對“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辨正不足,就只能是“政治哲學已死”的結局。在此意義上,不論是當前國內學界以自由平等為要義的現代西方政治哲學研究,還是為救贖現代性危機而選擇回歸古典、解構權力的后現代政治哲學研究,在本質上都疏離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新時代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現實關照,進而導致政治哲學固有的價值批判、政治導向和政治反思功能的弱化。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為人們提供了認識和理解這個紛繁復雜的政治世界所必需的視野和工具,它區別于其他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維度是徹底的實踐精神,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頁)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特征在于基于生活世界而非概念世界的理論自覺,基于人民政治而非精英政治的政治立場,基于大眾話語而非經院話語的表達方式,基于改造世界和超越現實而非解釋世界和屈從現實的價值基點?梢,“學術疏遠政治”不僅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相悖,而且在客觀上必然脫離實踐、脫離國情。

   其二,價值立場的兩極化。這主要表現在學術界對待西方政治哲學的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盲目接受。近二、三十年在中國學界掀起了一場解讀、評析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熱潮,如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社群主義等,尤為關注羅爾斯、哈耶克、柏林、諾齊克、德沃金、麥金太爾、哈貝馬斯等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家的學術思想,并將上述西方學者的政治哲學思想奉為圭臬。(參見王巖,第17頁)由此導致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失語”和“失蹤”,西方政治哲學的話語系統遮蔽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中國特性的向度。因此,如何正本清源,應對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挑戰,就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重要使命。另一種錯誤傾向是盲目排斥,將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本土意識絕對化,過分夸大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與西方政治哲學之間的差異性、獨特性和不可通約性,仿佛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與其他政治哲學完全不同,以至于喪失政治哲學所共有的屬性。(參見譚清華,第59頁)如果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共同體陷入到對西方政治哲學非此即彼的狀態,那么構建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話語的努力,則可能陷入將自我隔離于現代化、全球化話語之外的境地,最終使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產生危機。

   其三,話語體系的弱化。在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進程中,我們必須直面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不夠強大這一事實,客觀分析其內在原因。具體而言其原因有三:一是因僵化而弱。此類理論本身具有完整的話語體系,但過分拘泥于體系的慣性和理論的經典而缺乏時代表達,從而聲音弱化、底氣不足,因此需要理論本身的與時俱進。二是因依附而弱。此類理論本身有系統的話語體系,但受到了外來話語體系的浸潤和挑戰,甚至出現了對后者的“依附”,從而導致前者被“空心化”“邊緣化”,這需要理論本身的升華和回歸。三是因碎片而弱。此類理論本身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中沒有系統、明確的話語體系,導致出現話語體系的“碎片化”“散在化”“隱性化”的問題,這需要實現話語體系的整合與建構。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話語體系,從一開始就呈現出“底氣不足”“語焉不詳”,甚至出現“失聲”“失語”“失蹤”的現象,這為學界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話語體系造成了理論困難,并由此形成了一個在各種碎片之間充滿張力的話語場域,比如“現實的人”“實踐本體”“唯物史觀”“社會存在”等核心范疇,孰為其政治哲學體系的“阿基米德點”至今在學界仍爭論不休。同時,這種僵化、依附性和碎片化研究還直接導致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公平與效率、自由與平等、集體與個體、古典與現代、程序與實質、民族與世界、世俗與英雄、激情與理性等具體范疇內部關系上的千差萬別。當前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消費主義、民粹主義、憲政民主論、“普世價值”等西方政治哲學主張“侵襲”,與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被弱化、空心化和碎片化是有關的。

   其四,概念使用的標簽化。由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系統論述政治哲學的專門性著作或系統性話語,其政治哲學的思想更多地散見于、隱匿在相關理論著作中,這就使“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何以可能”“以何可能”和“意旨何在”給后人留下了解讀或論爭的空間,甚至被當成隨意性的標簽被不同類型的學者作為詮釋政治世界的工具。這使“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時而成為現代性的啟蒙者,時而成為后現代的終結者;時而作為傳統政治的解構者,時而作為現代政治的詮釋者;時而展現為傳統政治統治的價值之榜,時而展現為當今政府管理的正義標準,時而展現為現代社會治理的應然之境。也使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具有過多的“隨意性”,甚至成為“裁剪現實”的“萬能鑰匙”,這似乎在給馬克思本人“過多的榮譽”,實質上是給他“過多的侮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頁),以至于在當今中國,學者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出現自說自話、自娛自樂的現象,其基本內涵、本質特征、結構功能、研究范式和問題域等遠未達成共識。馬克思主義科學地揭示了人類政治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擘畫了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美好政治愿景——“自由人聯合體”,“在主觀性縱橫馳騁的戰場樹立了客觀真理的坐標”。(參見孫伯鍨、侯惠勤,第10頁)筆者認為,盡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政治哲學的視界中因系統話語的缺失而給后人留下了過多“自由聯想”的空間,但這反過來倒逼我們追問和直面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貧困”,反思和審問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原初狀態,整合和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

   “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341-342頁)這一論斷為我們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提供了基本遵循。簡言之,學術研究的主體性自覺是學術體系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彰顯。它要求學術研究既要像“黃昏時起飛的貓頭鷹”,對先前歷程進行省察和沉思,又要像“高盧的雄雞”,擔負起社會變革的思想先導之使命。就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學術自覺而言,它既不是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簡單移植,也不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簡單復制,更不是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簡單回歸。從宏觀維度來看,它必須體現當代中國在民族脈絡與世界體系中的合理定位,回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想;就微觀維度而言,它有賴于對當代中國政治實踐的客觀研判、理論發展的合理預期以及未來走向的理性謀劃,指向“兩個一百年”的價值目標。由此,深刻體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術自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時代特色、實踐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思想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以喚起并維系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合法性信仰,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當代使命。

  

   二、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自覺的四重邏輯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自覺遵循內在的邏輯理路:以時代變革為邏輯前提、以場域轉變為思想坐標、以范式演進為理論硬核、以方法論轉換為通達路徑。其中,時代變革詮釋了時代精神的與時俱進,是有別于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模式的邏輯起點;場域轉換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與中國道路偉大實踐的學理關系,是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主體地位的重要標志;范式演進展望了當代中國政治實踐和價值愿景的新境界,探索了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價值體系;方法論轉換內含了實踐路徑的變遷,指明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現實道路,成為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行動指南。四重邏輯呈現出的遞進與超越,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自覺的重要標志。

一是時代變革邏輯:從“傳統全球化”到“新型全球化”。從全球化轉換的歷史語境中考察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時代特性,在中國倡導的“新型全球化”的“置身性語境”中求索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存在樣態,是追求學術自覺、實現與時俱進的重要路徑。學界認為,全球化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一是殖民主義時期的全球化(15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頁)資本主義生產的強制擴張伴隨著全球化進程,打破了民族國家之間的壁壘,造就了“世界歷史”“統一的世界體系”的到來。二是兩極對峙時期的全球化(20世紀中期至20世紀90年代)。三是西方主導的“傳統全球化”(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前10年):金融危機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潰敗,作為資本主義全球化領頭羊的歐美發達經濟體卻高舉“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大旗,深刻反映了傳統全球化“中心-外圍”發展模式的剝削和被剝削本質,折射出缺乏包容性的世界秩序無法延續的事實。當前,中國倡導的以“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202頁)為核心內涵的“新型全球化”正在形成。如果說全球化歷史是一部“不同發展主體依次成為文明者或野蠻者、處于中心或走向邊緣的歷史”(參見陳忠,第8頁),那么從不認同“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的新時代中國正在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倡導的以和平共處而非擴張爭霸、人類優先而非某一國利益優先、開放共享而非封閉排他、命運與共而非零和博弈為核心理念的“新型全球化”既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人類解放理論的時代發展,也為人類探索更美好的政治制度和世界秩序貢獻了中國智慧。概言之,馬克思、恩格斯以人類工業文明為政治哲學的學術語境,洞悉了資本統治下傳統全球化的社會矛盾癥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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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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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哲學研究》202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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