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文學史的對話——以“互文性”探尋現代女性成長主題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02 次 更新時間:2020-09-06 22:48:39

進入專題: 文學史   互文性   女性成長  

郭力  

   摘要:回望百年文學史女性創作,女性主體成長始終是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并且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啟蒙密切相關,F代女性成長與解放也是不斷被思想文化建構的現代性內容之一。本文選取《青春之歌》《玫瑰門》《長恨歌》三部作品為研究對象,考察三部作品主人公作為知識女性人生起點相近而命運卻截然不同的故事,從林道靜參加革命自我成長的圓滿性,到司漪紋、王琦瑤新社會自我成長的歷史懸擱過程,通過個體生命歷程的比較,明確女性成長路徑的差異性,而女性成長故事構成了文學史上主題互文性的對話結構。幾代女作家關于女性成長的思考都帶有現代思想啟蒙意義,其筆下形象本身具有的豐富歷史文化內涵的差異性,以及與女性解放宏大敘事話語之間的落差,都說明了現代女性成長的時代命題是一個遠未完成的故事。

  

   關鍵詞:互文性; 女性成長; 《青春之歌》; 《玫瑰門》; 《長恨歌》;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現代女性求解放求發展的道路走過了100年。今天,關于女性解放的話題依然是一個時代的命題,盡管女性解放似乎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但從現代女性精神發展軌跡和社會女性面臨的切身問題來看,“娜拉”依然在路上。100年的時間, 文學如何想象和建構女性成長問題?哪些作品以鏡像的寓言方式見證了現代女性的成長過程?有關女性成長的思考一直伴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在文學史上不斷以互文性展開對話探尋,在歷史不同時空中,折射著女性所面臨的自我存在和成長路徑問題。文學史本身就是一個時間軸,女性成長和解放會因不同時代作家的思考創作,而呈現出對話探尋的互文性特征。究竟是什么決定了作家對相似問題思考結果的不同?作家所處的時代語境是一個關鍵的考量因素,其創作背后的意識形態沖動會融進國家、地區、階層、民族、性別等方面,而女性的問題和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密切相關,與政治、經濟、文化、倫理、家庭等構成錯綜復雜的關系。本文選取當代文學史中有關女性成長主題的三部長篇作品《青春之歌》《玫瑰門》《長恨歌》作為參照,認為三部作品都不同程度關系到現代女性成長的命題,特別是主人公林道靜、司漪紋、王琦瑤在大致相同的歷史時段開始人生起步,時代相同,道路選擇卻不同,三部作品因主題、歷史語境、性別因素構成文學史“互文性”對話體系。

  

   一、啟蒙年代:新女性人生選擇的多種可能性

  

   回顧中國百年現代女性文學創作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淵源,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女性創作的思想資源,而“現代女性”一詞也是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啟蒙的現代符碼而存在。借五四時代風雷“浮出歷史地表”(戴錦華語)的新女性作家群體,如我們今天熟知的女作家冰心、馮沅君、廬隱、凌叔華等,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F代新女性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天然地聯系在一起,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啟蒙的成果而存在。五四時期女作家創作的女性形象與五四文學踐行“人學”密切相關,思考女性解放這一問題的大前提是首先作為人的解放。作為“五四”的文化精神遺產,關于女性的成長和作為人的權利的爭取,也一直是女性創作一個長期探討的問題。

  

   “五四”這一宏大的歷史語境為后續的研究者帶來了源頭活水!拔逅摹边@一歷史文化事件與國家、民族命運關系的思想建構關系重大,在今天已經轉化為關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知識話語生產體系。其中百年中國現代女性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就有“女性解放”這個同樣宏大的命題的建構。女性解放與國家解放、民族解放、階級解放的關系,即使在現在也依然是意識形態建構中重要的一環,但是在歷史幽深的空間中,這一宏大建構并不能清楚表達解放之于新女性切實可感的生命感受,以及在歷史機遇中人生選擇的明確方向。如五四時期馮沅君《旅行》、廬隱《海濱故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作品,所表達的新女性精神困惑在行文中清晰可見;解放初期楊沫《青春之歌》和宗璞《紅豆》,都描寫知識女性轉變為革命女性艱難的成長歷程;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鐵凝《玫瑰門》、王安憶《長恨歌》、蔣韻《櫟樹的囚徒》、徐小斌《羽蛇》等家族敘事,以20世紀百年的歷史視野,敘述著現代女性成長與解放命題的時代艱難性。這其中始終蘊含著有關女性現代啟蒙的思想命題。觀察20世紀女性文學創作,源自“五四”的啟蒙話語始終回響,對于中國現代女性成長命題的反思,一直是一個歷史行進中尚未完成的啟蒙過程。如何觸摸歷史的真實,更好地理解女性精神成長軌跡,闡釋其中歷史發展的復雜肌理?文學以歷史鏡像的方式,始終提供一種歷史想象的可能性。如何思考歷史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反映了作家的歷史價值觀,同時也受到其所處時代的歷史制約。

  

   關于現代女性成長主題,在百年現代文學長河中始終有一個鮮明的印象,即女作家對現代女性從歷史客體到成長為歷史主體的重復敘事和文學想象。幾代女作家的創作勾勒出中國現代女性開始向政治文化中心邁進的過程。新女性獲得了現代文化意識,并且有了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這是一個總體印象。但歷史的演進過程曲折復雜,作家筆下的現代女性形象千差萬別,會因歷史時空、地域空間、階層劃分、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等因素表現出差異性。分析現代女性氣質中“現代意識”的代際區別,可以折射出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

  

   本文選取《青春之歌》《玫瑰門》《長恨歌》三部長篇作為闡釋對象,出發點就是看到不同代際的女作家楊沫、鐵凝和王安憶,在創作三部長篇作品的女主人公林道靜、司漪紋、王琦瑤初始的人生舞臺時,都選擇了大致相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三個人物的少女成長期是五四時期到20世紀30年代這一歷史時段,從人物早期命運故事中,也可以獲知人物受到五四文化啟蒙和現代思想風潮的洗禮。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靜對包辦婚姻的反抗、《玫瑰門》中司漪紋和進步青年的浪漫愛情、王琦瑤每天清晨去上海新學堂接受的新式教育,三個人物人生起步歷史落腳點的相似,似乎看起來能讓她們成為精神氣質相近的新女性,但是在三部作品的敘述層面,由于作家的原因,對階級話語、民族話語、性別話語理解不同,特別是對理想與現實、革命與人性、政治與性別文化之間思想張力的呈現方式不同,終究使原本都接受過新文化教育的三位女性,在小說文本敘事推動下,有了三種不同的人生路徑,為我們理解現代女性成長之路帶來豐富的歷史文化景觀。

  

   現代女性成長主題顯然關乎女性解放這個與國家民族進步發展密切相關的宏大建構。同時,作家由于代際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女性生命體驗和性別意識,因此表現出關乎人自身的生命意識、個體意識、性別意識對政治話語宏大敘事規定的女性解放的偏離。從文學場景到歷史場景,從文學表征再到思想建構,體會女性寫作現代女性成長主題的落差話語,挖掘“現代女性”這一符碼在政治話語和性別話語之間不斷演繹變幻的現代意義,不僅可以看到幾代女作家對于女性解放的思考,同時從創作的女性形象命運比較中,也可以反思百年來對于女性進步而言,現代思想啟蒙的復雜性。

  

   二、三個文本與三種女性命運的成長路徑

  

   本文把當代女性創作中的《青春之歌》《玫瑰門》《長恨歌》作為關聯文本,是源于這三部長篇小說在女性成長這個問題上具有豐富的跨時代啟示意義。三部長篇在共和國70年創作中具有影響力,作品中所涉及的林道靜、司漪紋、王琦瑤三位女性命運過程都歷經大時代風雨洗禮,不同的是《青春之歌》指向知識女性在革命運動中達成自我成長的圓滿性,而《玫瑰門》和《長恨歌》中女性自我成長卻是一個歷史懸擱的過程。不論是女性自我的圓滿還是懸擱狀態,都反映出女性主體成長的個體差異性,而非一蹴而就的同一性。要理解女性命運成長路徑的差異性,分析三部長篇三位主人公各自的社會身份是必要的。

  

   文學史對《青春之歌》這部作品的界定十分明確,這是一部關于知識分子道路選擇的反映時代命題的創作。作品選取女性人物林道靜作為主人公,她完成的是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到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最后的轉變,這是一個明確無誤的有關女性知識分子革命者主體完成的歷史過程,也確定了《青春之歌》在新中國文學史中有關知識分子題材的歷史地位。今天從文學創作流變角度,可以看到作家楊沫也吸收了左翼文學“革命+戀愛”的影響,其中林道靜歷經三次情愛過程,革命與戀愛的關系自始至終都被設置在女性先啟蒙后發展的預設框架中,注定林道靜是一個被啟蒙與成長的典型,所以文本敘事的權威最終顯示出女性在革命啟蒙話語下必須完成的身份轉變。林道靜是新中國文學序列中黨的女兒系列中的一員。

  

   《玫瑰門》是鐵凝創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中的人物序列以母系家族生命史展開。小說以三代女性的發展軌跡來展現歷史時代進程中女性的精神發展和裂變。與《青春之歌》不同的是,鐵凝注意到革命話語對于司漪紋來說,始終是一個由于階級出身問題而不能夠完成的內在的身份焦慮。在解放初期司漪紋曾經短暫地做過小學教師和革命干部家庭的保姆,這是小說為司漪紋設置的社會身份。她力求在革命風雨的洗禮中轉變階級身份,但都以失敗告終。在“文革”中司漪紋與街道辦事處主任羅大媽“斗法”,不斷站出來以期獲得公開的合法的革命身份,但是屢戰屢敗的經歷中斷了人物向革命身份轉變的過程。司漪紋以內心的強大和精神的韌性對抗來自于父權和男權的侮辱與損害,但她始終不能以勞動者的身份獲得自我認知的圓滿性。解放后歷次運動都使她內心焦慮,其對策是主動進入社會,面對復雜的社會環境。假面人生和革命身份的內在焦慮加速了人性的裂變,司漪紋就像綻放的罌粟花一樣,豐滿鮮艷、搖曳多姿。女性精神解放的求證在壓抑中變成了自我指認的焦慮,司漪紋始終不能從莊家大奶奶轉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所以她作為現代女性的成長只能存在于歷史的選擇中,是一種懸擱狀態。也許未完成恰恰是以象征的方式標示出現代女性精神發展和解放探尋的復雜性。

  

   作為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長恨歌》有著豐富的文化意蘊,主人公王琦瑤一生不僅是歷史時空對上海女性形象的思考觀照,而且是有關上海的歷史變遷和新時代發展的見證人,以自己生命不變的節拍構成參照系觀照大歷史的演進,所以作家放言,寫王琦瑤就是寫上海。只不過王安憶這一次在思考女性解放和現代意識主體的時候,把人物設置在一個反向成長的路徑上。作家避開了有關女性成長的啟蒙話語,而以日常生活作為一個小的切口,從社會生活的最細微處來反映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和社會的變遷。但是長于敘事策略的王安憶,把家國大事與小女兒情態結合起來,在文本中王琦瑤時刻以個體生命存在的自我體認方式來表達對世界的認知。作家是從生命個體倫理的角度,試圖通過王琦瑤一生的存在方式反觀女性成長的命題。王琦瑤與多個男人的情愛方式看似個人行為選擇,實際上都有著大時代多種因素的影響,意識形態與個體遙相呼應無所不在,所以不論是在里弄、影樓、片場還是愛麗絲公寓、烏橋、平安里,無數個上?臻g的位移最后都不能安置王琦瑤的身心,這個從未開始成長的新女性只能是上海的女兒。

  

有意味的是,上述三部長篇小說中的主人公青春起步階段大致時間段相同,關鍵是在她們各自的社會背景、人生經歷當中,有了不同的命運分水嶺和人生方向。人物處在相同的歷史語境而有著不同的人生命運表現,背后原因是作家對文學與歷史關系的不同理解!肚啻褐琛肥堑湫偷某砷L小說,作品的主題要解決和完成知識分子最終道路選擇的宏大敘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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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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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文學批評》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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