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航: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的系統結構探析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04 次 更新時間:2020-09-04 09:47:16

進入專題: 職業教育國際化  

殷航  

   作者簡介:殷航(1993- ),男,河南駐馬店人,天津大學博士生,主要從事教育傳播與職業教育研究。天津 300354

   內容提要:在“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背景下,以“中層規制”和“基層支撐”為主要構成元素的職業教育國際化系統結構,成為影響職業教育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動因以及推動國家教育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力量;鶎又螌用,觀念轉向、歷史契機和宏觀統籌表征出國際化的現實基礎,中層規制層面,需妥善處理“本土創新”與“向外借鑒”、各本土治理主體之間與利益相關國之間以及“規則適應”與“規則制定”等三重關系,以期在頂層設計層面探索出適應本國國情和現實訴求的中國特色職教品牌。

   關 鍵 詞:職業教育;國際化;系統結構;復雜系統理論

   標題注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現代職業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14JZD045)。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5485(2019)04-0006-0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導在國際分工與合作中消解隔閡、促進共融,以國際對話磋商機制來塑造負責任的、具有世界格局的公民,這與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五通”目標不謀而合。伴隨世界經濟貿易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時代趨勢,國際間職業教育資源、要素的聚集與創新擴散頻率不斷增強,世界范圍內的職業教育形態、邏輯、范式和理念相互碰撞,但國際化過程中所共同面臨的瓶頸問題成為制約各國發展的重大挑戰。因此,促進產教對話、校企合作與產教融合,在輸出和引入相結合的基礎上培育具有職業教育國際視野和能力的復合新型通才,推進職教扶貧輻射力度為國際化發展解決后顧之憂,增進與相關國的交往,強化自身輸出中國方案和中國標準的基礎能力,以彰顯大國責任,促進企業在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過程中傳承民族精神和傳播職業品格等,都應當是新時期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重要使命與責任。在新的歷史語境下,維系怎樣的系統結構才能在破解難題的基礎上保證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系統運轉流程的科學性與完整性,是亟須解決的理論命題。因此,構建包括現實基礎和戰略布局在內的職業教育國際化系統結構框架,意義深遠。

  

   一、職業教育國際化的復雜系統結構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物質系統所構成的,而復雜系統是物質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學者顏澤賢通過一系列實證研究,發現復雜系統是物質多樣化的具體體現,包括所有復雜的事物,任何一個復雜系統都包含若干個原生層次,各個層次之間相互依賴,不能再生[1]。從本質上講,職業教育國際化是由眾多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結構要素或者部件構成,具有涌現性、非線性、開放性、自發組織性和多元性等特點,與人才培養、社會轉型、經濟發展和人文交流等緊密勾連,具備典型的復雜系統特征。對復雜系統的研究首先要著眼于其結構,因為結構是復雜系統構成的核心要素。復雜系統的結構是指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相對穩定的主要關聯[2]。所謂穩定,是指在系統演化的過程中,不會受到干擾和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而失去“原狀”。主要關聯,是系統要素所形成的眾多關系網絡中,對系統起到決定性作用的關聯。本文將職業教育國際化整體流程視為一個復雜系統進行研究,依托其理論和特性,將國際化系統中各要素之間所形成的最主要、最穩定的關聯劃分為其結構的兩大原生層次,即包括“基層支撐”和“中層規制”在內的職業教育國際化系統結構框架!盎鶎又巍睂哟伟殬I教育國際化發展的觀念轉向、歷史契機和宏觀統籌,是該系統結構具備非線性涌現功能的現實基礎;“中層規制”層次從雙向互動、協商治理和動態平衡三個角度闡述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戰略布局,是該系統結構保持穩定標準的規約界定和瓶頸疏通。

  

   二、基層支撐: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現實基礎

   (一)職業教育的觀念轉向

   職業教育觀念由重文理輕技藝向文藝兼修、品技并重轉向。教育觀念是一定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意愿的集約反映,是對教育整體層面及主體性的綜合認知與思路[3]。民族的文化傳統嵌套于國家發展脈絡中,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與延續性,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和邏輯選擇。受這種相對穩定且封閉的文化基因累積性浸潤,國家和民眾對教育觀念的認知和選擇也會受到一定沖擊!皩W而優則仕”的教學目標、重倫理輕技藝的學習內容以及“克己復禮”思想對個性自由的壓制等現象所隱喻的傳統教育觀念較大程度影響了社會對勞動與職業能動性的認知,加劇了職業教育積貧積弱的局勢,阻礙了我國職業教育領域的革新。近年來,我國在重大工程項目領域的建設和輸出取得了卓越的成績,得益于以應用型技術技能人才為培養己任的職業教育。國家通過主流媒體廣泛傳播大國工匠精神、塑造時代勞動模范、推廣職業技能人才雙創典型案例、營造職業平等和勞動光榮的社會風氣,這就強化了社會對“大國工匠始于基礎工人”理念的認知,也使得職業技能人才的社會地位得到重視。為扭轉重高等教育輕職業教育的傳統教育觀念,國家在制度層面積極解決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分離的狀況,調整職普招生比率,統籌推進繼續教育學習成果認證積累轉換試點工作,逐步完善現代化職業教育體系。此外,諸多職業院校探索精準的人才培養定位,通過校企合作項目、現代學徒制和定制化培養方案來助力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破解就業難題。如電子競技運動與管理、無人機應用技術等前沿領域專業的設置,較大程度上提升了職業院校招生聚合力。社會風尚的渲染加之政策舉措的落實,從根本上改善了職業教育觀念與時代發展脫軌、錯位的局面,進一步為職業教育走出去奠定穩固的基礎性支撐。

   職業教育觀念由封閉性向開放性轉向。2017年7月繼“上海共識”之后,國際職業技術大會在中國通過“唐山聲明”,文件中提出構建“一帶一路”職業教育共同體的設想,倡導參與國在職業教育領域開展多元合作,為全球經濟持續提供人才動力。在原有教育視閾下,通過教育理念和培養模式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實現本土化、世界化和現代化的融合嫁接。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現實需求和世界格局的反復博弈中,調整職業教育結構同人和社會發展的秩序高度協同,與其他國家的職業教育體系能兼容、互認同、可通用,最終形成定位精準、交叉通聯、層次明晰的中國特色、世界高水平職業教育體系勢在必行。這就需要職業教育領域擺脫閉門造車的封閉觀念,在基礎創造能力、技術水平和行業標準等層面與德國、美國等職業教育領跑者互鑒互融,提升本國的人才素質和研發創新能力,為職業教育相對落后的國家和地區輸送人才、經驗,主動承擔大國責任。

   (二)職業教育的歷史契機

   20世紀初,在工業化、信息化和服務型社會構建的初始階段,為滿足我國經濟復蘇和各行各業對應用型技術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催生了一大批以夯實實踐技能和滿足實業訴求為培養目標的職業院校。隨著知識經濟的來臨,我國現存的職業技術人才素質結構與高新技術產業實踐出現嚴重脫軌,電子技術、機械制造、智慧城市等領域急需能夠連接和統籌國內、國際兩大市場,能夠服務和對接國際化大型企業的新型復合人才梯隊的培育與供給,以滿足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現實需要。進入21世紀后,我國人口結構進入老齡化階段,就業人口供給量嚴重失衡,加之以大數據、云計算、增強現實、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興技術革命的沖擊,我國人力資源供給速率逐漸下降,人才結構與產業實踐需求出現脫軌[4]。在這種背景下,我國職業教育不斷探索“本土創新”和“向外借鑒”相結合的現代職業教育理念和人才培養模式?v觀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其一,人類生活、社會變遷同職業教育的改革著力點相互影響,彼此制約;其二,職業教育作為與經濟發展結合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承擔著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重任。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提出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為職業教育發展提供了絕佳的歷史契機。在我國教育服務貿易眾多領域中,職業教育最早實現了對外開放,當前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的教育貿易市場,說明我國在職業教育國際化轉型上已經具備了扎實的觀念積淀和探索基礎。此外,在“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人力資本強國和創新驅動等系列戰略舉措推動下,我國職業教育正由“輸入型”向“輸出型”邁進,逐漸與世界通行的職業教育培訓體系接軌。在中國穩步融入全球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職業教育國際化成為服務“一帶一路”整體布局的中堅力量。

   (三)職業教育的宏觀統籌

   新常態下,中國欲實現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穩步跨越,更好地服務經濟結構轉型期的發展需要,離不開職業教育對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培育。制度設計層面上,在過去的歷史階段我國職業教育的輸入比重遠高于輸出的比重,因此在國際化改革的進程中應充分梳理本土品牌特色,將制度規范予以標準化和定型化。近年來,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系列政策文本中可以管窺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系統性變革,如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和教育部《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對我國職業教育提出了國際化的要求,希望能夠建立與中國企業和產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職業教育發展模式。系列戰略舉措旨在解決我國職業教育交流單向度過強、通用性孱弱、參與性低迷等問題,使得職業教育國際化有章可循,強化其可操作性,用適應時代變化的視角明確職業教育在國際教育發展大坐標中的定位。

   世界著名教育學者簡·奈特(Jane Knight)認為,教育國際化“是在充分聚合與梳理全球化、國際性資源的基礎上,實現跨文化信息傳播、資本流動、技術擴散與能量交互的過程”[5],因此需要從經濟、政治和科研三個角度理解當前我國的職業教育國際化趨勢。經濟層面上,作為世界經濟開放網絡結構中的重要節點,中國不僅扮演著資源供給與疏通的媒介元角色,而且無時無刻不在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經受多種形式的碰撞與摩擦。而職業教育也逐漸呈現出“去中心化”和“無邊界化”的現實鏡像,個別的、區域的市場壁壘被打破,全球范圍的市場結構被構型,職業教育國際化已經成為一種必然趨勢。中國急需通過廣泛參與國際合作以提升在國際市場上的話語權,其中作為“外交政策第四個層面”的教育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6]。近年來,我國逐漸認識到了教育在國際關系中所發揮的特殊價值,不斷強調教育的對外聯絡功能。一個國家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國際地位的提升離不開發達的職業教育作為支撐,加強職業教育的國際化認知,探索與先進國家職業教育經驗模式的對接機制和兼容體系,已經成為教育強國崛起的有效途徑?蒲袑用嫔,托馬斯·薩繆爾·庫恩(Kuhn)最早對“范式”進行了界定,用以指代范例、模式、模型,即科學共同體成員共同秉承的一整套規定等。作為一項動態發展的系統工程,職業教育兼具“認知”和“學用”的雙重功能,需要前沿科學的理論研究來驅動產教實踐探索。而關于職業教育國際化內涵外延、動因特征和系統結構的研究是伴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局勢,在近幾十年才出現的教育熱點問題。在其演進的生命周期歷程中,尚不存在成熟通用的科學范式以推進本領域進展。因此,急需全球職業教育研究共同體針對國際化進程中的難題和熱點,通過思辨比較并行、定量定性結合的研究方法,推動與實踐接軌的多元研究取向、多重研究派系的科學范式構型。

  

   三、中層規制: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戰略布局

   (一)雙向互動——妥善處理“本土創新”與“向外借鑒”之間的關系

從本質上看,“本土創新”和“向外借鑒”雙管齊下的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路徑所蘊含的邏輯主線和探索實踐理應秉持自內而外和自外而內相結合的雙向互動原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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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fetgub.tw),欄目:天益學術 > 教育學 > 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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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現代教育管理》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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