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理論譜系與本土探索:新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70年(1949-2019)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09 次 更新時間:2020-08-31 10:23:26

進入專題: 新中國傳播學理論  

劉濤  

   內容提要:

   考察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傳播學發展的知識圖景及其邏輯主線,一種相對有效的研究路徑是從傳播理論切入,綜合“專題史”和“編年史”兩種“書寫方式”,即以理論形態為“經”,以時間脈絡為“緯”。具體來說,可以沿著理論譯介、理論發展、理論批判和理論創新四條邏輯主線,多維度勾勒傳播學研究的理論譜系。第一,理論譯介主要聚焦西方傳播學理論在中國的翻譯和推介情況,以及相關譯介工作對中國傳播學的影響;第二,理論發展主要立足傳播學的七大學術傳統,分別探討不同傳統脈絡中傳播學的“出場”方式及其發展邏輯;第三,理論批判主要側重理論話語批判和研究范式批判,探討中國本土研究對西方理論的批判與反思;第四,理論創新主要關注中國的本土傳播思想、議題或實踐,在發展和批判基礎上考察中國本土研究創新的主要面向。70年來,中國傳播學研究成果豐碩,但如何突破西方理論的問題語境和闡釋框架,形成本土性的思想成果,依然任重道遠。

   關 鍵 詞:

   傳播學/“傳學”/研究范式/理論譯介/理論批判/理論創新/本土化

   作者簡介:

   劉濤,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

   本文為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視覺修辭的理論、方法與應用研究”(項目編號:17ZDA290)的階段性成果。

   傳播學于1978年進入中國,而我國有關傳播問題或傳播現象的研究,則存在一個更長的學術史!癈ommunication”這一概念早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就被引入中國,彼時中國本土的社會學和新聞學開展了大量有關傳播問題的研究①?梢哉f,“傳播學”是一個新近出現的學術領域,但“傳播研究”則存在一條隱秘卻從未間斷的學術脈絡,散布于傳播學的諸多學術傳統中,如修辭學、符號學、現象學、控制論、社會心理學等。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研究格局可謂縱橫交錯,相關成果也浩如煙海,本文選擇“傳播學理論”作為切入點,嘗試以此為“線”,在理論的發展與演進脈絡中勾勒70年來傳播學研究的知識地圖。

   如何梳理中國傳播學研究的知識史?常見的書寫方式是“編年史”結構。由于傳播學理論的知識體系比較復雜,而且存在諸多不同的邏輯主線,單純的“編年史”書寫反倒會形成一個個被歷史切割的“理論碎片”,很難清晰地呈現理論演化的“經緯結構”。鑒于此,本文綜合“專題史”和“編年史”兩種“書寫方式”,主要以理論形態為“經”,以時間脈絡為“緯”,嘗試系統地呈現70年的理論圖景及其邏輯主線。具體來說,無論傳播理論的知識體系如何龐雜,70年的理論話語依然遵循著四條邏輯主線,亦即四種理論形式——理論譯介、理論發展、理論批判和理論創新;诖,本文以傳播學理論演進的四條邏輯主線切入,沿著70年發展的時間脈絡,探尋中國傳播學研究的知識譜系。本文所關注的文獻材料主要包括70年來傳播研究(不限于傳播學科)的相關論文、資料匯編、重要會議、學術著作和譯著。由于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地區的傳播學發展“局面”存在顯著差異,很難借助一條線索融會貫通,本文主要以中國大陸的傳播學發展為考察對象,同時在一些重要的學術事件和理論議題上,兼顧港澳臺地區的研究成果梳理。

   一、理論譯介:“傳學東漸”的話語進路

   誕生于20世紀初的傳播學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被譯介到國內。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杜威、帕克訪華,為中國引入了有關傳播功能、公共意見等傳播學理論。季達的《宣傳學與新聞記者》(1932年)、高覺敷的《宣傳心理學》(1941年)分別介紹了世界各國的戰時宣傳策略與美國心理學界的宣傳效果研究最新成果。當時,國內學者將communication譯為“交通”,意為交匯、通達。顯然,“傳播”一詞進入中國之初,國人就賦予了其“雙向溝通”而非“單向傳播”的意義和功能。

   1949年新中國成立,正值美國傳播學研究的主流范式從芝加哥學派轉向哥倫比亞學派的關鍵時期,早期的傳播理論譯介攜帶著明顯的“時代底色”。1957年,鄭北渭將mass communication譯為“群眾思想交通”②。20世紀60年代,張隆棟翻譯了施拉姆等人的《報刊的四種理論》,主要用于內部交流。而香港浸會大學則將communication譯為“傳理”,并在20世紀60年代設立傳理系。中國臺灣傳播學界開啟了一條驗證美國傳播理論的本土適應性道路③。1971年斯麥茲訪問大陸時,他已經意識到西方傳播學面臨的諸多危機,因此提醒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應該為人類貢獻一個不同于西方的替代性方案④。

   20世紀70年代后期,余也魯為推動中國新聞傳播的研究,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臺灣政治大學舉辦研討會,施拉姆親自與會,鼓勵學者從歷史和本土文化中精練理論⑤。當時的香港傳播學研究以美國傳播學為標桿,致力于新聞自由、權力重組、現實建構等理論探索。中國大陸也在改革開放之際,優先譯介了美國的傳播學著作。1978年,鄭北渭譯介的《公眾傳播工具概論》和《美國資產階級新聞學:公眾傳播》,引起了學界關注。1982年,施拉姆訪問大陸,促成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召開全國首次傳播學研討會,正式拉開了美國傳播學理論在中國的譯介序幕⑥。與此同時,伴隨著李少南、李金銓等香港學者對國家發展和國際傳播的關注,以及中國臺灣學者對批判理論、視覺傳播、國際傳播等主題的引入,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地區的學術交流也日漸頻繁。

   20世紀80年代,余也魯將communication翻譯為“傳學”,而將mass communication翻譯為“傳播”⑦。1981年開始,陳韻昭在《新聞大學》陸續發表了多篇文章,介紹“傳學”的基本原理和相關理論⑧。同時,大眾傳播的中層理論也在這一時期被廣泛譯介,如居延安對有限效果理論⑨、俞旭對受眾理論的學術介紹⑩。20世紀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傳播學著作,其主要使命仍然是介紹西方傳播理論,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主編的《傳播學(簡介)》(1983年)、劉建明的《基礎輿論學》(1988年)等。與此同時,李普曼的《輿論學》(1984年)、賽弗林和坦卡德的《傳播學的起源、方法與應用》(1985年)、麥奎爾的《大眾傳播模式論》(1987年)、德弗勒和丹尼斯的《大眾傳播通論》(1989年)等譯著相繼出版,對大眾傳播理論進行了全景式的系統介紹。1989年,戴元光、邵培仁、龔煒合著的《傳播學原理與應用》被認為是中國第一本傳播學研究著述,該書在對西方傳播理論的引進和推介上意義深遠。

   人際傳播于20世紀80年代初引起國人關注。1981年,居延安在《社會》上第一次論及“人際傳播”(11),打開了國內的人際傳播譯介與研究的學術格局,如威瓦爾的《交際技巧與方法:人際傳播入門》(1989年)系統論述了人際關系的根源、方法和技巧(12)。隨著米德和布魯默的符號互動論、戈夫曼的戲劇理論、洛羅夫的社會交換論的譯介,國內人際傳播研究的學術視野不斷擴展(13)。新世紀以來,人際傳播的研究領域更加多元,以計算機為中介的人際傳播(CMC)相關理論紛紛進入大陸,豐富并拓展了國內網絡傳播研究的新視野。

   除了對經典的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理論譯介外,諸如組織傳播、健康傳播、環境傳播、科學傳播、媒介環境學等其他傳播學分支學科/學派紛紛進入中國,豐富了國內傳播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秶H新聞界》從1979年開始,介紹了席勒、威廉斯、霍爾等批判學者的理論,打開了傳播學研究的批判視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北美的媒介環境學派開始引起國人關注。1991年,麥克盧漢《人的延伸——媒介通論》的翻譯出版標志著媒介環境學派正式進入國內。隨后,“媒介環境學譯叢”中《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等著作相繼出版,進一步打開了國內媒介環境學的研究視野。

   1998年起,國內涌現出大量傳播學經典譯叢,描繪出一條學科建構的線路圖,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傳播與文化譯叢”、華夏出版社的“現代傳播譯叢·高校經典教材譯叢”“傳播·文化·社會譯叢”以及商務印書館的“文化和傳播譯叢”等。此外,還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媒介與文明譯叢”、清華大學出版社的“新聞與傳播系列教材·翻譯版”、北京大學出版社的“世界傳播學經典教材(中文版)”等。如此豐富而龐大的譯介工作,主體上描繪了傳播學科的理論知識圖譜(14),也勾勒出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等不同的學科領域及研究范式。

   二、理論發展:基于七大傳統的傳播學理論

   傳播學理論生成的土壤與根源,廣泛存在于一系列學術傳統之中。羅伯特·克雷格(Robert T.Craig)于1999年發表了一篇對傳播學理論系統建構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文章,指出傳播學的理論來自于七大傳統,即修辭學傳統、符號學傳統、現象學傳統、控制論傳統、社會心理學傳統、社會文化傳統和批判傳統(15)。李特約翰在著名的《人類傳播理論》中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傳播理論大廈,而其分類依據依然是這七大傳統?疾煨轮袊闪70年來傳播學理論的發展狀況與研究脈絡,七大傳統無疑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參考框架。

   (一)修辭學傳統:從語言修辭到視覺修辭

   修辭學作為一門古老的學問,是與傳播較早發生關聯的學術傳統。著名修辭學家陳望道于1942年出任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修辭學與傳播學的“相遇”在這一時期隱隱浮現。相對于西方修辭學的勸服傳統,中國早期傳播修辭學延續了本土修辭學的遣詞造句傳統,更多強調媒介文本表達的實用美學問題。1958年,《新聞戰線》上刊發的業務討論中就強調了修辭手法的運用(16),新聞語言表達的修辭問題成為新聞實務研究的重要議題。1963年張弓的著作《現代漢語修辭學》使用大量篇幅分析《人民日報》等報刊的文體特色和修辭語言。20世紀80年代,新聞傳播與修辭學交流日益密切,信息學、廣播電視語言等均被納入現代修辭學的考察范疇(17)!缎侣劥髮W》先后刊發了一系列文章,對新聞標題的修辭規范問題進行討論(18)。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批判性話語分析理論和修辭批評理論傳入國內,修辭學成為媒介文本與現象研究的重要方法論路徑(19)。2000年以來,視覺修辭(visual rhetoric)成為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20)。伴隨著米歇爾的《圖像理論》、阿恩海姆的《視覺思維》、約翰·伯格的《觀看之道》、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研究》等理論著作被引入國內,視覺修辭方法成為中國本土視覺實踐研究的重要方法(21),為視覺研究(visual studies)提供了一種新的學術范式。

   (二)符號學傳統:傳播意義生成的符號闡釋

   符號學于20世紀60年代在西方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20世紀80年代被譯介進入中國,由此催生了傳播符號學的生成與發展(22)。1980年,李幼蒸發表的《結構主義與電影美學》可以看作我國符號學與大眾傳播問題結合的起點(23)。20世紀90年代趙憲章等學者系統整理和發展了西方形式美學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傳播問題研究(24)。1996年,陳力丹倡導應將符號學視為傳播學的基礎理論之一(25)。趙毅衡指出:“在一個學科中,符號學是不言而喻的方法論,這個學科就是傳媒學與傳播研究”(26)。李彬首次從符號學的角度對傳播內容的本體內涵進行系統闡釋(27)。隋巖以傳播文本為主體研究對象,揭示了含指向、元語言機制、普遍化機制等符號學理論問題(28)。符號互動論可以視為傳播現象研究的理論基石之一,從個體意識到社會共同體的構建無不依賴于這一理論路徑。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符號學在回應日益復雜的傳播機制問題時也面臨著方法論的更新問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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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fetgub.tw),欄目:天益學術 > 新聞傳播學 > 傳播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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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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