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嵩: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視角選擇與實踐路徑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290 次 更新時間:2020-08-19 00:06:12

進入專題: 國家治理   現代化  

岳嵩  

   作者簡介:岳嵩,1980年生,南京師范大學中北學院黨委書記、副研究員,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路徑隨著社會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的選擇視角。世界范圍內國家治理的視角主要有“國家視角”“社會視角”和“國家—社會中和視角”!皣乙暯恰睆娬{,國家在治理活動中是一個具有權威地位的自主組織實體,是國家治理的掌控者!吧鐣暯恰闭J為,在治理活動的平臺上社會中的各類組織形成多元化的參與主體共同進行治理活動才是國家治理的主流路徑!皣摇鐣泻鸵暯恰蓖怀鰢遗c社會在治理活動中的協作,對“國家視角”“社會視角”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和完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應該在綜合各類治理“視角”的基礎上形成“國家—社會中和視角”,通過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建設責任政府和實現國家與社會的充分協作,建構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國家治理實踐路徑。

   關 鍵 詞:國家治理/國家視角/社會視角/中和視角

   國家治理的發展脈絡貫穿了現代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是人類政治思想與政治實踐的體現。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作為現代國家構建與發展的目標要素,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現,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要求。①世界范圍內的國家治理經過長期演化與發展,已經形成了較為清晰的脈絡與路徑。雖然從整體來看,國家治理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共性,但是在不同國家的實踐中依然存在很多無法“通約”的部分;诖,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研究需要從整體上分析國家治理實踐的視角,進而通過視角的選擇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路徑。綜合來看,整體范疇下的國家治理主要有“國家”與“社會”兩個視角,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主要圍繞這兩個實踐視角展開。但是,隨著治理理念與模式的不斷演化,國家與社會中和的視角逐步產生,并對國家治理產生較大影響。

  

   國家治理的“國家視角”

   國家治理的“國家視角”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其產生可以溯源至16~17世紀歐洲長期動蕩的時代。當時歐洲政治秩序不穩定,沒有相對穩定的政治權威中心,思想混亂,特別是在基督教社會逐步瓦解之后,以基督教為信仰體系而維持的相對的統一更加彌散化!敖虝姆至,威脅和毀壞著基督教教義的基礎,無論是宗教界還是道德界,看來都沒有一個固定的中心!雹谂c此同時,歐洲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沖擊下,以封建組織為基礎的帝國體制開始解體,政治社會多元化和混亂化更加凸顯。長期的混亂的多元化成為“國家視角”形成的社會基礎。

   國家治理的“國家視角”本質上是以國家為核心的一種治理理念,其并非由某個或某些思想家、政治家歸納總結形成,而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經過不斷豐富與演化而產生,因而具有歷史的發展性與動態性特征。在早期政治學理論研究中,就已經出現了以“國家”為中心的思想,但是并未被運用于國家治理之中。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提出要加強國家的力量,推行權力統治的理念,被視為“國家視角”的雛形,但是他并沒有系統地提出“國家”這一概念。其后的博丹和霍布斯則明確將“國家”的概念運用于人類的政治發展與國家治理之中。博丹在《主權論》中認為,最高的統治權就是在共和政體中,也能統治一切實體和國民的最高的、絕對的和永久的權力。③霍布斯則認為,國家統治與治理的要素需要對國家權力進行獨占,并杜絕在最高權力擁有者和臣民之間還有其他的權力者。不過在此情況下,雖然國家治理已經出現了“國家視角”,但是并沒有發展成型,直至19~20世紀才真正形成現代意義上國家治理的“國家視角”。

   黑格爾在國家發展理論研究中搭建了“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的框架,并認為家庭和市民社會都需要依靠國家這一高層次的倫理道德實體來進行管理,同時國家承擔著調節市民社會關系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則將“國家”提升到階級的高度,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國家是資產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只有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民為主體的國家治理。至此,國家治理的“國家視角”形成了重要的基本內涵,即國家是反對落后生產關系的、具有自主性和理性的主權擁有者。國家反對落后的生產關系是“國家視角”的基礎,只有把落后的生產關系清除之后,才能產生具有現代意義的國家治理活動,形成較為開放的市場環境和管理模式。在此基礎上,國家要充分突出主權性,所謂國家主權就是國家的治權和決斷權,是國家權力的來源,是國家制度構建的內在本質,只有充分建構現代國家主權才能推進國家治理的自主性與理性。

   “國家視角”下的國家治理凸顯三個基本特征:一是實現國家對治理活動的完全控制與掌握。國家對治理活動完全控制的法理來源是國家主權,主權是“國家視角”的核心要素,主權保證除了國家外治理領域內不會出現其他權威中心,暴力組織及其暴力的使用都為國家所壟斷,并且其他治理參與者的合法性都源自國家主權且受國家節制。二是國家治理突出有效性。國家在實現對治理的壟斷控制之后,需要實現國家治理的有效性來推動治理的現代化,提升整體治理能力。國家治理的有效性首先要突出國家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礎上使國家的權力體系通過組織形成全新的運行機制,強調國家在治理活動中的主體性,并依托制度體系,保證公共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有效性。三是將現代化治理根植于國家之中。國家依然是推動治理現代化的唯一力量,并且在治理活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此條件下,“國家視角”的聚焦點在于如何構建國家,而不是培育其他組織來取代國家的治理職能。

  

   國家治理的“社會視角”

   雖然“國家視角”發端較早,發展時間較長,但是從世界范圍的治理理論與實踐看,“社會視角”反而成為國家治理的主流理論視角!吧鐣暯恰钡呐d起主要源自國家規模不斷擴大的背景,國家邊界不斷拓展,國家治理能力隨著各類政治社會問題及利益與壓力集團的發展不斷弱化,國家要實現現代化的治理,必須要和社會團體、私營企業、利益組織、非政府組織等主體合作,以實現治理目標,這就催生了國家治理的“社會視角”。

   國家治理的“社會視角”源于歐洲社會的自治理念與實踐,歐洲自治與歐洲政治經濟發展相伴而生。歐洲封建經濟條件下的“采邑”制度造成了歐洲國家治理的分散化,是歐洲近代早期城市自治的原生土壤。自治城市制定了符合自身條件和利益的各類“規則”以擺脫封建束縛。在此基礎上,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力度更強的自治,這就使得“自治”在近代民族國家出現之后逐步在“國家”層面推行。例如早在1215年,英國貴族逼迫國王簽署的《大憲章》,就是國家治理“社會視角”的原始形態的體現。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自治”的理念與模式開始在西方世界展現出各種類型,并逐步融入國家治理活動中。

   “社會視角”在國家治理中的體現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治理模型的扁平化趨勢。不同于“國家視角”下治理體系的金字塔結構,“社會視角”下的國家治理體系是一種多主體的扁平化結構,其特征是多元參與。在這種治理體系下,社會中的各類組織的目標并非取代或廢除政府,而是通過自身的利益訴求來影響政府的政策制定與施行。扁平化結構下的社會組織充當了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協調者與傳遞者,認為國家治理中“國家”不能擁有完全的治理控制權限,應該依托多主體的治理體系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治理!吧鐣暯恰睆娬{國家治理中社會的作用,社會作為一個區別于“國家”的概念而獨立存在,需要擁有并拓展自身的自主活動領域,通過社會自治來實現國家治理的運行過程,防止任何力量干預或中斷社會在國家治理活動中的重要作用;诖,可以明確“社會視角”下的扁平化結構是以治理平臺上各治理主體的合作關系為核心,并非如“國家視角”自上而下權力向度的“命令式”治理。第二,政府角色的模糊化處理!吧鐣暯恰闭J為在國家治理中政府不能再以傳統的掌控者角色出現,而應該模糊處理這一角色,即在不將政府邊緣化的前提下,弱化政府在治理活動中的權威色彩,將其作為一個平等的治理參與主體來看待,同時也保證政府獨有的權力在治理的特定時期或領域能夠充分發揮!俺嘣、政策網絡、權力下放和全球化,這些都已經擴散了權力。政府雖然還可以保持其法律地位,但是在這樣權力擴散的情況下行使政治主權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雹茉诖饲闆r下,政府原先所擁有的傳統權威和權力被弱化,這一部分弱化的權力轉交由相應的社會組織來履行。第三,社會與國家的“強弱”對比發生變化。長期以來,國家治理進程中一直是“強國家—弱社會”,國家將社會視為其治理的一個方面,甚至認為社會是國家的附屬物。在“社會視角”下,治理中的各類現象開始以社會作為解釋的基礎,否定了國家對于治理活動的壟斷,自治、參與、多元等要素成為治理活動的關鍵詞,國家與社會的“強弱”對比開始發生變化。雖然國家在治理活動中依然占據較強的地位,但是社會的權重在不斷增加!吧鐣暯恰敝鲝,在國家治理中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市場才是推動經濟發展與經濟生活的重要力量,而國家(政府)僅僅是保證市場穩定的監控者;推動基于市場的高度組織化的社會自治組織發展,允許各類社會組織自由發展;力求將國家的權限控制在憲法的框架內,保證社會力量對國家(政府)的有效制約。

  

   “國家—社會”中和的國家治理視角

   目前主流的治理理論多是從“社會視角”展開,但是隨著治理活動實踐程度與范圍不斷擴展,國家在治理中的作用并未弱化,其影響反而逐步增強。這就使得很多學者在研究國家治理時的實踐視角發生了轉變。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國家與社會相互協作的治理視角開始出現,逐漸形成“國家—社會”中和的治理視角,不僅豐富了國家治理理論,也推動了國家治理實踐的發展。

   國家與社會的地位和性質一直是討論的熱點。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提出,國家是一個有機體,是具有獨立性的行為主體?椎聞t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這個有機體包含了家庭、種族、階級與城市社區等。斯賓塞結合兩者的觀點,以生物學的概念為基礎,將國家與社會有機體理論進行了系統化。真正將國家與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用于解釋實踐問題的是涂爾干,他指出:“要讓人了解社會生活,必須指出怎樣組成社會的各種現象才能使社會本身和社會意外的事件一致。大家都知道,生命是內部環境對外部環境的一種適應,這一公式雖然難以用來直接觀察事物,但從普遍意義上來說它是真實的!雹菀罁繝柛傻挠^點,國家與社會是不可分的整體,只有保持整體性才能充分發揮國家與社會有機體的作用,進而適應現代國家治理的內外部環境。在具體實踐中,這主要體現在國家治理的現代規范是由兩者協調而成。無論是治理理論還是治理方式構建,都是國家與社會協作的體現!皣摇鐣钡闹泻鸵暯潜闶腔诖嗽趪抑卫韺嵺`中產生并付諸運用。

   “國家—社會中和視角”對“國家視角”和“社會視角”均進行了批判和修正。在“國家視角”方面,“中和視角”重點批判其過度推崇一元化權威下的單向度治理模式!皣乙暯恰毕碌膰抑卫,雖然不主張完全消除多元化,但至少對多元主義是排斥的,無形中就塑造了“國家”一元權威的地位,直接造成“國家”在國家治理活動中的公共性獨占!爸泻鸵暯恰彪m然承認“國家”在治理活動中的重要性,但是并不認可其是治理公共性的唯一代表。同時,“中和視角”明確反對“國家視角”下單向度的治理方式,認為國家雖然以“主權”為基礎,享有治權與決斷權,但這并不意味國家能夠“包辦”一切治理領域和要素,也不能過度干預微觀層面的治理活動。綜合而言,“中和視角”主張國家治理中推行雙向度的交流治理模式,更多地對“國家視角”下的協調性不足、溝通性欠缺等問題進行了修正。

在“社會視角”方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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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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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江海學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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