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的災難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891 次 更新時間:2020-05-27 14:55:47

進入專題: 新冠肺炎  

吳萬偉  

  

   弗蘭克·菲雷迪 著 吳萬偉 譯

  

  

新冠病毒是對人類的巨大打擊,但是它不應該擊潰人的精神。

   新冠病毒之所以對人類的巨大打擊主要不是因為疾病本身,而是因為我們應對疫情的方式。

   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新冠病毒對人們的生活和經濟、社會和國際關系的影響都可能比從前的其他任何公共衛生危機更加深遠得多。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都沒有覺得有必要關閉學校。針對新冠病毒動用緊急狀態等措施在和平時期是前所未有的舉動。

   新冠病毒為什么成為空前災難的理由不是因為導致傷亡的龐大人數。在筆者寫此文章的時候,新冠病毒的全球致死總數剛剛超過一萬人,感染人數大約在26萬人。這些數目當然很大了,但是,如果和某些流感相比,至少到現在為止,這樣的傷亡相對來說還不算特別嚴重。1918年的流感疫情是現代破壞性最大的全球性傳染病,導致了大約四千萬人死亡。1968年,所謂的香港流感(H3N2病毒)令一百多萬人死亡,單單英國就有大約8萬人死亡。

   不是,新冠病毒的全球影響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為政府、國際組織和國際社會應對疫情的方式。從長遠視角看待災難能夠幫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觀察當今的疫情危機;仡1918年,那時沒有全球媒體或者社交媒體,無法把每個死亡病例或每個偶然事件都傳播給全世界的人觀看。在世界很多地方,人們曾經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曾為了生存不得不受到經濟和社會斗爭的影響。但是和現在不同,政府承受的壓力相對來說不是那么大,人們總要看見政府在努力做些什么,而不是袖手旁觀。在1918年疫情爆發后,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對此作出回應所遭到的壓力非常小。正如著有《大流感:歷史上最致命的傳染病的故事》的約翰·巴里(John M Barry)指出的那樣,“對于疫情的爆發,威爾遜叢來沒有發表任何形式的聲明。對此,他沒有公開講過一句話!

   歷史教育我們的是,疫情造成的破壞程度和范圍并不能解釋,人們是如何看待疫情的或者人和社會是如何體驗和感受疫情的。體驗災難的方式和它對社會產生影響的方式也是社會回應疫情方式的后果。最終來說,社會如何應對像流感疫情這樣的災難決定了災難的長遠遺產將會是什么。

   回顧1932年,在有關災難意義的最早社會學討論之一中,洛厄爾·朱利亞·卡爾(Lowell Juilliard Carr)認為“一個社會應對災難的方式可能是由災難本身的速度、范圍、復雜性和破壞程度決定的,也是由其文化、道德觀、領袖決定的!笨柍姓J災難的性質和破壞性范圍在塑造公眾對災難的反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是,他堅持認為,這種回應也受到該共同體的意義體系、規范體系、制度體系和領導力的協調和影響。

   卡爾提出的關鍵要點是災難是由人類不是由自然定義的。他寫到“不是每一場風暴、每一次地震、或者每一場海嘯都能成為災難!比绻麤]有人員傷亡,或者其他嚴重的損失,那么就“沒有災難”,卡爾說。這種將災難與造成的人類性命和經濟活動的破壞聯系起來這個事情本身就是現代主義想象力塑造的結果。作家邁克爾·坎普森(Michael Kemp)說,在中世紀,“日食和彗星被視為災難,因為它們被解釋為上帝對人類所犯下的罪行感到憤怒的跡象,就像地震和火山爆發一樣!睕]有人死亡,也沒有人受到傷害,但是那時,這些事情還是被當作災難。人類承受多么強烈的痛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據說傳物質世界的重大變化遞出的強大信號。

   21世紀的傳染病疫情

   一個社會回應像傳染病這樣嚴重威脅的方式是通過社會對威脅的感知、存在性安全感、以及賦予不可預料的體驗以意義的能力塑造而成的。所有這些回應都受到社會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更廣泛文化腳本的影響。

   文化腳本為公民提供了有關很多問題的看法,比如危險的威脅如何產生的以及諸如疫情這樣有風險的事與日常生活有什么關系等。文化腳本影響人們對自身脆弱性的認識以及對自身反彈能力的認識。他們交流人們在面對危險時應該如何感受的法則。當然,個人都是根據自己的處境和習性特征來解讀這些法則的。我們將文化腳本看作一副眼鏡是非常有用的,人們就是通過這副眼鏡觀察和解釋病毒疫情這樣的災難的。

   我要指出的是,影響我們對當今新冠病毒的空前反應的文化腳本的若干關鍵性特征如下:

   從恢復力到脆弱性的轉變

   我從拙著《恐懼:推動全球運轉的隱藏力量》的研究中得出結論,對當今恐懼的最重要影響是人格的戲劇性重新定義,作為個人意味著什么。不同文化和不同時代對人格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這些不同觸及到諸如個人被視為對自己的命運負責的行動者還是被視為無法實現自主性的人等問題。人格的意義問題也觸及到社會期待個人要承受多大痛苦和磨難的問題。我們應該期待個人去冒險嗎?還是期待他或者她呆在安全的、無任何風險的空間之內?

   21世紀人們看待個人方式的最重要變化是從恢復力定義個人向脆弱性定義個人的轉變。為了說明這種轉變,我調查了指導英國在1952/1953年和2000年對于洪水的回應的不同文化腳本。這些不同的回應凸現了災難本身被社會處理的方式差異,它們取決于看待自我的方式和影響我們每個人的更廣泛的文化腳本。  

   1952年和1953年極具破壞性的洪澇災害導致嚴重的人員傷亡,到2000年破壞性小得多的洪澇災害被通過不同的文化框架來看待。在1950年代,文化腳本包含了這樣一種期待,社會和個人都有能力應對他們遭遇的災難。事實上,人們得到鼓勵將災難解讀為一種考驗,或者需要克服的一種挑戰。

   但是,在2000年,洪水被呈現為一種具有獨特威脅性的事件,有可能吞沒個人的應對能力。我們可以從下面的選段中看出這種強調重點的差異。1953年,《泰晤士報》上的一篇報道講女王前往受到洪水影響的地區視察,清晰地表達了官方認可的觀點,人們“用大無畏的勇氣和膽量”應對洪澇災難。該報道說女王“對民眾在承受巨大痛苦和犧牲,她對人們在度過艱難時刻和困境時的堅韌和英勇行為印象深刻!保═he Times, 4 February 1953)

   與此相反,2000年的報紙常常傳遞出的信息是洪水災民遭受到嚴重的心理傷害。根據《衛報》的一篇報道,“自然災害的受害者中有20%的人可能患上了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眻蟮勒f,很多人感到憂郁、孤獨 、喪失地方感和地方依戀感或者“災難過后形成一種強迫性焦慮!弊2000年起,人們越來越多地通過心理健康的語言框架來描述洪澇災害和其他磨難體驗。

   20世紀50年代,“脆弱的”這個詞從來不會被用來描述洪水或者其他任何災害的受害者。那些遭遇1968年香港發生的致命流感傳染病的人也不會被稱為“脆弱者”。脆弱性被作為根本性人類特征的創造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早期。此后的40年里,“脆弱性”已經成為被用來指越來越多人的一種理所當然的范疇性概念。

   當今,脆弱性是人格的定義性特征。結果,現在影響日常生活的文化腳本傾向于質疑人們應對危難體驗的能力。一旦脆弱性被視為戰勝了人類的恢復力,人們應對危難的能力將最終被打了折扣。更重要的是,當今對于脆弱性的推崇能夠放大人們的無助感,我們很多人在遭遇緊急情況時都會感受到的那種無助感。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

   脆弱性作為人類生存條件的定義性特征的出現催生了一種把日常生活和體驗的問題進行心理學分析的新趨勢。最近,健康問題層出不窮,花樣繁多。越來越多從前被視為正常情況的條件現在被診斷為心理健康出了問題。害羞、焦慮、自尊心不強---所有這些都被重新標記為需要治療的病態。

   這種將日常生活醫療化的趨勢特別明顯地體現在幼兒領域。從很早時候起,兒童就被鼓勵通過心理學的語言解釋自己的問題。人們非常不明智地鼓勵孩子們將自己視為脆弱的、容易受到傷害的人,需要得到專業人士的支持。我們能夠肯定人們對新冠病毒疫情的感受不僅是將其當作對生理健康的威脅,而且也當作心理健康的危機。

   被大幅度提高的生存不安全感

   如果不考慮當代文化傳播的更加廣泛的人類生存信號,想要理解政府回應新冠病毒的方式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幾乎在所有時間里,人類遭遇存在危機的觀點一直是當今生活的常規組成部分!叭祟悳缃^”的說法被隨意性地用在日常生活對話中。請考慮《衛報》。1988年,滅絕(extinction)這個詞在該報上出現了93次。到了2007年,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了207次。去年,這個詞出現了1391次,毫無疑問受到了環保組織“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崛起以及它們的觀念--人類的生存受到自身的不斷威脅的影響。

   被不斷放大的社會不安全感的一個令人擔憂的癥狀是,人們對未來表現出聽天由命的宿命論趨勢。通常情況是,人們是用必然性的語言討論疫情的。我們被三番五次地警告說“問題不是是否會出現,而是何時出現”,大災難必然要降臨。他們提到的大災難往往是1918年的流感疫情,現在它被描述為人類歷史上的正常體驗,但實際上那是非常罕見的事件。

   相對于流感疫情,最糟糕狀況思維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一次大飛越。因此從那時起,流感從健康問題轉變為對人類生存的全球性威脅。極具破壞性的流感每十年左右就要爆發一次的觀念真正開始出現。社會學家羅伯特‧伍思諾(Robert Wuthnow)在1976年3月15日描述了當時的美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大衛·馬修(David Matthews)給官員們發的一份備忘錄,上面寫著“有證據表明今年秋天將有一場大的流感傳染病。跡象是我們將看到1918年流感病毒的回歸,那是最致命的一種流感”。他還補充說,在1918年,五十萬美國人死于流感,他預測這次病毒將在“1976年造成一百萬美國人的死亡!碑斎,這個預言并沒有發生。

   自1976年,最糟糕狀況思維已經制度化。未來已經變成了一張畫布,所謂負責任的評論家們將其聳人聽聞的形象和危言聳聽的預測投射到上面。有關超級病毒的一篇典型文章這樣說,“如果情況不發生改變,到 2050年,步入軌道的超級病毒將殺死一千萬人!弊钤愀鉅顩r意識形態的話語不僅精確而且栩栩如生。超級病毒“步入軌道”---它們正在越來越逼近終點線,除非受到阻止,否則將因此死掉一千萬人。有關超級病毒的這樣危言聳聽的預測還算克制的,如果和救援組織達拉國際(DARA International)的報告中提出的主張相比。該組織宣稱,到2030年,“如果世界不能對氣候變化采取行動的話”,將有一億人死亡。這個數字相對來說還算克制的,如果和另一則預言相比的話,該預言說到2040年,因為水資源枯竭,六億兒童將“面臨死亡、疾病和營養不良!

有關1918年流感疫情和全球性滅絕之類的危言聳聽的報告已經創造了一種文化背景,其中新冠病毒能夠被解讀為現實生活中的災難片電影的終結章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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